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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世紀之初，展示的時代...放肆的言行見怪不怪...裸體示人和隨意做愛...成年人開懷大笑，大人們中間的小鬼頭們也毫無羞恥和侷促之感。」傅柯在《性經驗史》第一卷第一章開宗明義這樣說。

　　簡單來說，傅柯描述在17世紀初，性行為不被視為多麼嚴肅的事情，而像吃飯聊天唱歌一樣稀鬆平常，除了沒有區分適宜於否的場所，亦沒有在性愛的年齡上大做文章。但到了維多利亞時代，「資產階級單調乏味的黑夜降臨」，性經驗被貼上封條般，為家庭夫婦所壟斷，性的正當性就等於繁衍後代，「惟獨有生育力的合法夫婦才是立法者，性只存在父母的臥室」。「性及遊戲的稗官雜史立即移入到生產方式的正統歷史之中，從此不再微不足道了。...當人們系統地使用勞動力時，除了為自身的繁衍需要最低限度的快感之外，不會容忍浪費勞動力以外的浪費精力。...性的正當性與政治動機的正當性聯繫在一起的，性本身是屬於未來的。」

 
圖片取自維基百科（CC創用）：瓦西里 · 波列諾夫：《Le droit du Seigneur》（1874）。 一位維多利亞時代的藝術家的繪畫，一個老人把他年幼的女兒帶給他們的封建領主。

　　但如果視維多利亞時代之後就是「性壓抑時代」那就太簡化地看待公共治理與性的關係了。傅柯認為「性壓抑」是個不完整的假說，因此他對「壓抑假說」提出了三個質疑：(1) 性壓抑真的是一個歷史事實嗎？(2) 權力機器真的在本質上是維護壓抑制序的嗎？(3) 為了阻止壓抑而批判壓抑，這件事是否已經與一直為受到質疑的權力機制交織在一起？

　　就我所理解的傅柯他所認為的，資本主義社會不是僅僅讓性被壓抑，而是它用各種方式讓它更被談出來。為了能夠讓每個人的勞力都盡可能的投入有生產力的事物上，資本主義以及新教倫理提倡理性生產、反對單純地肉體享樂，因此性活動就必須和生育（再生產）有關。而國家制度也開始發展「性的詮釋權」，從過往的不成為「議題」的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的性，搖身一變變成國家治理的重點，正正經經的談，從人口學、生物學、醫學、精神病學、心理學、道德、教育學、政治批判等各個方面嚴肅地談它，成為「話語爆炸」，這背後反映的是：性成了一種目標，一種公共的目標。

　　所以可以發現，「性不是越講越少，而是越講越多，它以細緻的權力關係潛流在各個機制當中。」權力機制不是直接、全然的壓抑性，而是：好，你要談可以，我們正經嚴肅地談（國家掌控了怎樣的性可以名正言順地被談），而且以人口治理的方向來好好談。如果有看過傅柯的《規訓與懲罰》就可以知道，現代國家有別與傳統王權的概念，不再以國家「操生殺大權」為權力的恫嚇目的，而是如何妥善細緻的關注每個個體的利益，「試圖在發掘人的靈魂深處的騷動不安中，指引良心走向幸福的天堂之路。傅柯稱這種權力為教牧權力（pastoral power）。現代國家接收了這種教牧權力，將來世的拯救改為現世的健康、幸福、安全。通過警察之類的公眾機構、私人企業、社會福利團體等來執行同牧師般照顧現代人面臨的世俗不安。」

　　在國家正統地談性、越談越正經、越嚴肅的同時，就產生更多「性/別」分類，這是不是為了要消滅它們呢？不是，「而是要把它們分門別類，徹底的瞭解他們，把它們放在社會上，表示這是混亂中的自然秩序，然後，以便管理。」所以，就產生了各式各樣的性倒錯（perversion），高榮禧(11/8於唐山書局傅柯讀書會上)描述perversion就像是在「逆向行駛」，所有違反異性戀生殖的性，就是要被細緻分類、為了徹底瞭解、以便管理的perversion。傅柯說，「它不是對壓抑的報復或嘲弄，而是目的與手段的複合體。這些局部的性經驗個個都為增大的權力提供了干預的空間...快感與權力既不相互取消，也不相互反對，而是相互追蹤、相互重疊和相互激發。」

　　因此，傅柯對「壓抑假說」的三個質疑，我所理解的回答如下：(1) 性壓抑不完全是一個歷史事實，比較確切的說法應該是性被轉換了一種方式更細緻的潛流在國家機器裡面，透過全面性的話語爆炸，治理著人們。(2) 由此可知，權力機器不是單方地由上而下地壓抑性，而是轉化成教牧權力，激發人民（由下而上的）個體利益進而促成國家利益。(3) 這部分我比較不懂，是說：「是誰能夠」挑戰壓抑，這件事本身就要好好檢視嗎？那個「言說者」以及他的「批判」，是不是亦和權力機制息息相關？他的言論正好就和國家治理冀求的「什麼是好的性」不謀而合？所以專家學者越說看似「越不壓抑」，但事實上越說就越形塑了新的標準。[是嗎？請解惑]

　　這樣來看公共性，就有幾點可以注意的。首先，「公共性」這個分類確實就是在這個「越談越正經、越談越多、分門別類」的邏輯下談出來的，但我希望能談出多過「以便治理」之外的東西，並小心所謂「阻止壓抑而批判壓抑，這件事是否已經與一直為受到質疑的權力機制交織在一起」。再來，正如傅柯所描述17世紀初早就有「放肆的言行見怪不怪...裸體示人和隨意做愛」的情況，所以「公共性」絕不是在現代法治國家所謂「性壓抑」之下才冒出來的「反抗」之現代產物（而只是在現代被命名和分類）；我可能會為了「批判壓抑」而多寫公共性的「性政治意義」，例如視公共性者是反抗現代社會的英雄/雌，但這樣的政治操作勢必有所單薄；最好能同時將注意力放在公共性者如何與既有體制用肉身互動/不互動，看著權力關係坐落在不同主體上，會產生哪些可能/不可能。

　　下次我會稍微談一下，「在歷史上，存在著兩種展示性真相的宏大程序」：西方以「坦白」的方式大量的談論性，「坦白在西方以經成為了最受重視的展現真相的技術之一」；但過去在中國等許多社會，性愛是一種藝術，真相不是透過越坦越白的方式把它談出來，而是「從快感中抽象出來的，它被理解成實踐和經驗」...關於性的真相的知識「最好應該逐漸地回到性實踐中」。這兩種迥異對「性真相」的理解來看公共性能擦出怎樣的火花？我初步的想法是，以西方坦白的方式來談只會越談越標準（窄）；但以過去東方認識性愛技藝的態度來看公共性，彼此可以認真談當中性的體驗、實踐與經驗，會把性越談越多元（廣）。但若這樣談，要注意遇到類似周華山談後殖民同志論述時，被批判的點，例如同質化過去的「中國」，以及落入二元化的「尊東方貶西方」？

作者：爵士流理臺（公共性系列）2014-11-11